茶烟朝出认云归:茶诗万千观唐宋茶文化意涵

时间:2023-09-02来源: 首页*中鸿娱乐注册*中鸿登录平台首页

  纵观浩如烟海、类别繁多的中华诗苑,茶诗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类。从晋代张载“

  每当出现于诗中时,即便是作为装点,一杯茶也能成为诗人性情高洁、品味不俗的代表,这种意趣并不是茶一开始便有的,更多是唐宋时期爱茶之人加诸其间的。

  茶极盛之时在唐宋两代,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茶诗也在唐宋时达到了高峰的水平。

  《唐宋茶诗辑注》中收录了5800余首茶诗,透过唐宋这数千首茶诗,品读诗人对茶的感情或饮茶时的情境,今人也可对彼时的茶文化多一些了解。

  佛教自传入中国,便与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时至今日许多寺庙中依然设茶苑,供来者品茗交流。

  从西汉末年佛教与茶的联系初有记载,至唐宋两代饮茶盛行时,茶文化中已经加入了许多佛教的禅意。

  作为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家,茶在我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神农尝百草的时代。

  不过汉代以前饮茶还只是一种区域性的习惯,多见于巴蜀地区,且只在部分贵族中流行。晋《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时巴蜀一带的茶叶已经被作为贡品,可见当时巴蜀地区已有饮茶习惯。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门中人惊讶地发现茶叶与佛教清规戒律有许多相合之处。例如:佛教在饮食上要求过午不食、不可饮酒、不可食荤腥;同时佛教又讲究坐禅,即长时间静坐沉思。

  因而,修习佛法的人急需找到一种既能提神、消解久坐疲乏,又符合饮食忌讳的食物或饮品。茶刚刚好满足以上所有条件,因而很快受到了佛门推崇。

  寻得这种与佛教戒律十分匹配的饮品后,佛门中人更不吝啬对茶的赞美,称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

  这与后来陆羽在《茶经》中所言:“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 宜与精行俭德之人”不谋而合。

  唐宋时期佛教已深入千户万户,彼时品茶与参禅几近合为一体,正所谓“茶禅一味”,品茶讲佛一时成为许多文人追求的一种境界。自称“香山居士”的白居易便曾自己开辟茶园,在香炉峰遗爱寺旁植药种茶,与陶渊明颇有神交之意。彼时白居易政治抱负无以伸展,边种茶、品茶边参禅,倒有着一些乐天安命的味道。

  爱茶又爱佛之人绝不止白居易一人,王维“诗佛”称号便来自于他在诗文与佛理方面双重成就。《旧唐书》记载王维晚年时:“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彼时王维已隐居参禅,仍不忘以茶相伴,家中唯有佛龛、茶具,简朴中又有禅意。

  唐宋诗人爱游寺庙,在寺庙写下的诗词中常伴有品尝。苏轼于端午节写下“焚香引幽步,酌茗开静筵”;杜牧在禅院中感叹:“茶烟轻飏落花风”;

  成彦于寺庙过夜后,享受了“蜀茶倩个云僧碾”的闲适生活。可见唐宋时期茶与禅的联系已经深入人心,佛文化与茶文化共同影响着彼时的学子与文人。

  品茶既已成为文人雅士的共同爱好,以茶会友,乃至设茶宴便并不稀奇了。诗人钱起便有《与赵莒茶宴》一诗存世,描述“竹下忘言对紫茶, 全胜羽客醉流霞”的茶宴盛况。

  众多诗友在优雅的环境中一同品茗紫笋贡茶,欣赏美丽的茶具,的确是令人沉醉忘言之景。

  茶宴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文人以茶代酒、吟诗会友的产物。酒在唐朝虽然同样颇受欢迎,却也因喝酒后容易失态而逐渐落于下乘,因而诗中常有“清茶”、“浊酒”之对比。

  对于设宴同时还要吟诗作对的文人来说,能让人清醒的茶显然比酒更适合宴会。因而唐宋之后,诗人对茶宴的吟诵日益多于酒会。

  除自发举办的茶宴外,官府也会举办茶宴、茶会,邀请当时的名士前来品茶作诗。白居易便曾作诗遗憾自己因病未能出席于湖州和常州交界之处举办的“遥闻境会茶山夜, 珠翠歌钟俱绕身”茶宴:“遥闻境会茶山夜, 珠翠歌钟俱绕身”。

  据推测这次茶宴由两州太守相约举办,邀请许多文人品茗紫笋茶和阳羡茶的贡茶质量,茶宴上还有歌舞与诗作,可谓是一场盛事了。

  宫廷中也常有茶宴,唐德宗时期的宫女诗人鲍君徽有《东亭茶宴》一首,描述了妃嫔、宫女在郊外亭中举行茶宴的情境。

  期间团扇轻摇,丝竹声动,一派乐景。唐代茶画《宫乐图》中同样描绘了宫女们茶宴的情境,其中茶具讲究,有乐器相伴,除茶汤与茶点外没有其他食物,雅致又热闹。

  宫廷茶宴中最为盛大的当属皇宫每年清明节时举办的规模盛大的“清明宴”,唐皇以新到的顾渚贡茶宴请群臣。为保证清明宴可以顺利举行,唐政府特意在湖州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以保证当地贡茶在清明之前可以送抵长安。

  《茶山贡焙歌》描述了赶制贡茶的紧张情况:“万人争啖春山摧”;清明宴之上,又有“牡丹花笑金钿动, 传走吴兴紫笋来”的盛况。

  宋代宫廷茶宴同样盛大,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宋徽宗亲自参加的在延福宫举办的曲宴。在文学艺术上颇有造诣的宋徽宗还曾亲手绘制一幅《文会图》描绘宋代文人茶会。

  图中桌案上摆放着果品与插花,左右各有一件放在注碗中的执壶;画中树下有一摆放着古琴和香炉的石案;画中人或交谈,或煮茶,怡然自乐。从画中便可看出,茶宴发展到宋代,无论是茶具还是茶宴的氛围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茶宴的流行促成了茶艺的发展。《云仙杂记》中记载了当地“茗战”,也就是斗茶的方式,宋人讲究在品茶时要:“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也就是既要比谁更会煮茶,也要比谁更会品茶。

  《仙芽传》甚至将茶汤细细分为了十六个等级,从一品的“得一汤”到十六品“魔鬼汤”,每一种都有详尽的口味描述和优劣品评。

  在所有的斗茶手段中,最高明的当属“茶百戏”,是一种用茶汤写字或绘画的斗茶形式。

  因唐宋时期流行用茶叶粉末烹茶,煮出的茶汤往往十分粘稠,因而可以用茶汤进行许多艺术创作,写一句诗,或绘一幅简单的画都不在画下。

  茶戏中还有一种名为“漏影春法”,是把剪好花纹的纸贴在茶具上,放入煮熟的茶汤后去掉花纹纸,然后加入荔枝肉、鸭掌之类的视频作为花叶、花蕊,用滚烫开会一点,成为一杯赏心悦目的艺术饮料。

  从这种茶戏中也可以看到唐人吃茶的特点——喜欢加入橘皮、香料、干鲜水果等,时人也称“吃茶”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唐代甚至有“八宝茶”一说。

  到宋代时文人便不喜欢加入其他佐料或香料,更注重品评茶本身的清香,连鲜花都很少加入。

  宋人不喜在茶汤中加入香料,却并不意味着宋人不喜欢斗茶,相反,宋代斗茶之风更胜于唐。

  范仲淹便曾记录过福建北苑斗茶的盛况:“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瓶中绿涛起”,可见宋人斗茶时对茶汤、茶器、茶形与茶色都有较高的要求。

  文人茶戏,除比茶艺之外,更要比谁更会说,茶令应运而生。李清照与赵明诚便喜欢指卷赌茶,以此考验记忆力;张荐《月夜啜茶连句》中描述了四位文人月下饮茶,连对茶令的情境。

  由茶诗可观,唐宋两代茶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饮茶成为了十分普遍且高雅的事情。茶可以作为宴会主题,可以作为吟诗联对的佐料,可作为高规格的礼品。

  与茶有关的习俗和礼仪同样得到了极大发展,“斗茶”不止发生在寻常百姓家,高品质的“茗战”有逐渐奢靡化的倾向。

  古代诗人有借物抒怀的传统,茶集清雅、禅意于一身,是良好的抒怀、借喻、明理对象。

  李唐王朝崇尚老子,将道教置于儒、佛之上,玄宗将《道德经》列为诸经之首,并亲自作注。因而,道教在唐朝受到各个阶层崇信,茶诗中常能体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等道教哲学思想。

  深信道教的诗仙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一诗中便以“朝坐有徐兴,长吟播诸天”一句盛赞仙人掌茶之美妙,几乎能使人到达诸天之上。

  李白作此诗时刚遭贬谪,还能写出豪迈赞颂的诗词已足见李白心气之开阔。更多诗人在发现社会不公,自己无法建功立业后会归隐田园,并以茶隐喻自己清心、淡泊的心态。

  如韦应物在唐玄宗时曾任三卫郎、滁州、江州、苏州刺史等。他后期归隐田园,以“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的茶诗,比喻自己不愿受世俗侵染的境界。

  杜甫在茶诗中的意境相比之下要无奈很多,他向往着“春风啜茗时”的生活,却也知道自己身处于乱世之中,很难达到这种淡然的生活状态,只能发出“来往亦无期”的遗憾之叹。

  饮茶在宋代达到了高峰,随着文人将更多的精神寄托于茶上,“茶道”在宋代应运而生。相比于唐人,宋代诗人、词人留下了更多与茶有关的佳作。

  其中典型代表便是苏东坡,这位喜好肉食甚至自创“东坡肉”的大词人同样喜欢饮茶,到了嗜之成癖的地步。走在路上觉得困倦了要喝茶,夜晚还不想睡要喝茶,写诗写文时要佐上一杯清茶,睡觉刚起时也要喝上一杯茶。

  巧合的是,苏东坡一生四处为官,刚好到过许多产茶区,因而他于品茶、烹茶、种茶上都是高手。其中“从来佳茗似佳人”一句流传千古,被认为是体会茶味之“真”的绝佳好句。

  除点评、抒怀外,宋人喜欢在茶诗中蕴含哲理。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晚年便自称“茶仙”,对茶做过许多研究,认为茶是谦虚、简朴的代表,其中和清明更是具有君子的品格,可作为文人精神的象征。

  喜爱品清茶的宋人崇尚“君子之交淡如茶”,茶常被作为文人友情的证明,宋代文人若是有了好茶必定是要赠送好友的。

  在其中茶不仅是沟通的信物,更是两位友人精神相和的证明。苏东坡与黄庭坚便是这样一对好友,二人有许多互赠茶叶的诗作传世,最为人称道的当属《双井茶送子瞻》,诗中既称赞了名茶双井,又表达了希望此茶可以让苏轼振奋起来,不要向逆境屈服的心理。

  表心境、蕴哲理、证友情……唐宋文人赋予了茶许多精神象征,围绕茶写下了无数名篇。这些诗作也成为了茶文化的一部分,为今人饮茶也添上了清高、淡雅的意味。

  文学是后人读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字间流淌的不仅是作者本人的精神,也是一个时代的趋势与习俗。

  唐宋作为茶文化大兴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诗词的巅峰时期,百余首唐代茶诗与数千首宋代茶诗共同勾勒出了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饮茶景象,将饮茶习惯、品茶标准、爱茶之心都写在了诗中。

  当然,茶诗中既记录了茶之兴盛,也侧面表明了饮茶兴盛之后,与茶有关的活动日益复杂、奢靡的倾向。

  倘说茶令尚属于文人自娱自乐,斗茶时对水开几分的估量尚属技艺要求,那么对茶具的追求,对茶宴盛况的追求,特别是制作贡茶时上千人忙活数月只为宫廷中一次盛大茶宴的情景,也清楚地向后人展示了品茶如此清雅之事背后茶农的辛苦与血泪。

  因而,当今人奉上一杯清茶品读唐宋茶诗时,或许在赞叹诗人用词之精当、想象之绝妙或心境之开阔的同时,也当从日益增高的品茶要求中,读出一些隐藏在茶诗背后的社会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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