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钟敲响四下，世间一切为茶而停下。”这是一首传唱了数百年的英国民谣。

　　在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从前，山西商人是如何打破大半个地球的信息差，解开这一片茶叶的财富密码？

　　公元1696年，清朝第四位皇帝康熙御驾西征噶尔丹，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是内地通向蒙古大草原的必经之路。

　　王相卿与同乡张杰、史大学，三条扁担、六只货箱，挑起担子随军，为屯扎在蒙古的清军搞后勤，同时提供给养。

　　在向牧民采买牛羊、筹集草料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千里草原，虽然盛产牲畜、皮毛，但吃饭缺锅，穿衣少布。

　　于是，这三个精明的山西商人，把目光转向了茫茫大草原。他们结伴走包串户、送货上门。

　　“货郎担”变成了车马驼队，王相卿创办的“大盛魁”也成为响当当的“草原第一商号”，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不经营。

　　客户也从草原上的一个个蒙古包，拓展到新疆、恰克图，甚至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

　　善于紧盯需求侧动脑筋的山西商人，在和俄罗斯、蒙古商人做生意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以肉食为主的民族需要喝茶来化解油腻，而俄罗斯人尤其对中国的红茶情有独钟。

　　此刻，他们一边打听着武夷山销路不畅、茶源过剩、茶价低迷的消息，一边紧盯俄罗斯和蒙古草原茶叶需求增长、价格飙升的市场走势。

　　在那里，有一位超级爱喝茶的葡萄牙公主，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也把饮茶文化传入了英国。

　　从皇家贵族到城市平民，家家户户的作息表上，从此多了一段雷打不动的“下午茶时间”。

　　“在十七十八世纪，茶确实多见于欧洲的上流社会。在1722年，英国56%的进口产品都是茶。在18世纪中叶，茶叶的进口额有1200万英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一贯审时度势、务实经营的山西商人，此时，又笃定地做出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战略选择。

　　公元1755年、乾隆二十年，山西商人常万达远赴武夷山购买茶山，由此种出了一片枝繁叶茂的产业森林。

　　每逢收获季，采摘下来的散茶被加工成发酵茶，再经过7000多里水运、陆运和驼运，抵达恰克图买卖城，再卖到俄国腹地和其他欧洲国家。

　　“从空间上而言，万里茶道可以粗略分为四大功能区：第一是湖闽产茶地，是非常重要的茶叶的生产加工制作基地；第二是中北地区的茶贸区，它是货物的仓储集散的物流基地；第三是俄蒙茶市的交易基地。而我们晋商故里则是我们茶叶交易的非常重要的商务指挥中心，它已经组成了非常完整的产业链。”

　　“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早在260年以前，我们晋商已经拥有了这种产业链发展的思维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并且付诸经营实践之中。”

　　而山西商帮也完成了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精彩一跃，并由此开启了他们在中国贸易史上的全盛时期。

　　公元1443年，葡萄牙的冒险家们乘着改装的三角帆船，穿越非洲西海岸，雄心勃勃地开辟着海上商路。

　　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东部，一支中国商队正一路向北向西，在草原与大漠中走出一条布满艰辛的陆上商路。

　　历史竟如此巧合，而撬动这两段历史的主角，竟都是我们今天看来毫不起眼的普通调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