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清朝统治者自身利益而言，是一场茶叶战争。最初的问题是因为茶叶输入英国造成英国白银流失，为了扭转这种贸易逆差，英国才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的输入导致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为了保住银子，中国才有了禁烟运动。茶、银、鸦片的循环，最终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
在1840年这场战争里，清政府无力还击侵略者，他们拿起的武器只有柔软的茶叶，企图通过茶来制衡英国。英国人贩卖的鸦片摧毁了天朝上国，但中国的茶叶却缔造了一个强大的英国，两种物品在两国的不同命运无疑是最吸引人的部分。
1888年，英国入侵西藏，这次又是因为茶。与1840年不同，这时候，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开辟了大规模的茶园，自明代以来所构筑的中国茶叶这道无形的长城轰然倒塌。英国人企图用茶叶来分化西藏。自唐之后，饮茶成为西藏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深知茶叶要害的英国人，希望通过对茶的控制，达到占领西藏的目的。其实，明代嘉靖年间俺答汗为了茶叶而发动的数次战争，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预演。
茶、瓷、丝是中国对世界物质文明最卓越的三大贡献，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了世界的经济和文化格局，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品质。丝绸是茶的柔软外衣，茶被包裹、被缠绕，之后安详地躺在精致的茶盒中，当茶被取出来品饮的时候，便与甜美的瓷器发生了关系。柔然、坚硬、饮制造出一个梦境，只要人置身于茶空间，便可触及华夏三大物质文明带来的高级精神享受。
传统的茶文化研究中，茶已经被塑造成中华帝国的最高美食形态，但言及茶对世界的贡献，往往局限于茶对文化风俗的影响，少有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层面谈及。另一方面，历史研究者，又觉得茶过于轻盈，不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晚清却制造了一个可以通过茶来谈历史的状况。被史学界长期忽略的事实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茶叶所扮演的角色。茶叶不仅是晚清行走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质。茶运与国运是密切相关的。在茶叶贸易兴起的时间里，中国也是随之兴起。茶在英国、美国的发展轨迹一样如此。17—19世纪的三个大国，其兴衰都与茶有着密切的关系。
1820年之前，中国依靠茶叶等贸易物品，GDP一直排在全球第一，是西欧十几个国家GDP的总和的三倍。正是有茶叶这样的硬通货，晚清才得以立足世界，吸引全球的贸易者。也因为如此，才有晚清知识界和政界的“以茶制夷”，茶叶战术表面上看是贸易制裁策略，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迂腐之论，但从文化的角度去考察，又会发现其有着悠久的历史。
茶叶是攻城掠地的一把利器，它可以迅速捕获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群，让他们一喝就上瘾，不得即病。茶叶也是中国的一道无形长城，它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的衰落，不在其闭关锁国，也不在其不思进取，而在于茶叶文明的衰落。中国经济衰落的同时，正是英国在印度茶叶的帮助下崛起之时。
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认为，任何一种凝聚着文明成果的作物都使种植者受它的奴役。这几乎是文明世界的特征，任何一种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性的兴奋剂，12、13世纪，人们迷上香料和胡椒，16世纪出现烧酒，然后是茶、咖啡……
就像安德森在《中国食物》和麦克法兰在《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中指出的那样，茶在中国的流行，与其物质文明有着莫大关系。宋、明和前清时期，中国领先世界，茶叶由此开始影响世界文明。19世纪的英国，同样借助茶叶成为“日不落帝国”。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更是从茶中看到世界权力的交替，茶叶无疑在世界权力领导者更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稍后因为茶叶崛起的美国同样成为世界霸主。小小茶叶重塑了世界的权力格局。
《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是一份英文报纸，又名《华北先驱周报》或《先锋报》。是英国商人于1850年在上海英租界创办的上海第一份英文报刊，可以影响到英国政府和商人。报纸刊登过许多与茶叶有关的咨询，太平天国起义军占据江南一带后，英国人对东南地区的茶叶非常关注，一度担忧会因此失去茶叶。
英国人所喜好的红茶，源于福建武夷山。福州虽然是五口通商中开埠最晚的，1844年开埠，到1853年才有茶叶输出，但其后呈井喷之势。尤其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上海一带的茶叶贸易大部分都转到福州和厦门。
1854年，福建茶出口量达13万担，次年即增至26万担。根据1871—1873年的外贸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797万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占全国茶叶出口总值的35%~44%，福州港仅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成为中国港口的执牛耳者。福建茶饷几乎是一个专有名词，时常补国库之需。
李东沅在《论教传》里很有远见地说：“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洋人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洋人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也因此，福州茶区成为英国派遣植物猎人掠夺的重镇，茶叶盗贼福特·琼斯多次深入武夷山盗取茶树，并成功带走8位精通红茶的福建茶工，前往印度。茶叶故事也从这里开始有了惊天转折。
19世纪50年代，福建武夷山种茶面积迅速扩大，许多荒山被开发出来，达上千英亩的规模，这些茶都是外销。规模扩大，参与的人就会很多，这又带来了生产茶叶城镇的兴起。
1841年1月，得知英国要求开放宁波口岸，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说此举万万不可，浙江乃东南赋税重区，又是茶丝主产区，“蚕丝素为夷人所重，至茶叶则夷人更以之为命，是中华之所以能制外夷在此，而外夷之受制于中华亦在此。故粤东与夷人交易，茶叶为先”。如果英国在此通商，一切物资就可就近取得，更会千方百计收购各种茶叶。
之前，朝廷不同意宁波开放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外国人就近拿到他们所需物资，那么该物资就会相对低廉得多。茶叶从江浙运到广东，舟楫运费、关卡费用之类，都会增加茶叶成本，到外商手中时，就会贵很多。
洋务派干将丁日昌在《海防条议》里建议说：“丝茶二者中国大利之所归也，今仅浙闽数省种植得法，若能于地气不甚寒冷之省，一律劝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货，即可多增一分之税，洋人呢布皆从中国买丝棉而成之者也，往来越海洋十余万里，而犹有余息，若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则丝棉无自外求，深耕可尽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饥寒，而利权所人当益饶矣。”
现在大名鼎鼎的“祁门红茶”就是在茶叶富国的热潮中创办起来的品牌。创始人胡元龙是祁门南乡贵溪人。他18岁时辞弃把总官职，回到贵溪村的李村坞，在那里垦山种茶。起初，胡元龙生产绿茶，但当时绿茶外销不畅。1875年(光绪元年)，胡元龙在培桂山房筹建日顺茶厂，用自产茶叶，请宁州师傅舒基立按宁红经验试制红茶。经过不断改进，在1883年（光绪八年），终于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上等红茶，胡元龙也因此成为祁门红茶创始人之一。
红茶销路打开后，胡元龙建议村中百姓都参与红茶生产，当时贵溪村四周有5000余亩荒山，他带头垦荒，带动了一方茶叶经济的繁荣。像胡元龙这样以茶创业的，在晚清非常多。
清初全国的茶叶产量为235万担，到光绪年间增至450万担，其中有1/3是用于出口。嘉庆年间(1796—1820)，茶叶为政府财政收人的贡献仅为57万两。1880年到1894年，茶叶关税收入达到岁入5338.9万两，茶叶确实能为大清财政带来很好的收入。庄国土估计，从1700年到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出5387万两白银到中国，从1700年到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
1847年3月，英国议会设立了对华商业关系特别委员会，他们找了许多对华贸易的人作证言，以期寻找到出口中国的商品。但调查结果并不好，从1845年到1846年，英国输往中国的工业产品，与中国运往英国的茶相比，贸易逆差高达35%到40%，有些制造业者已经放弃了对华贸易。中国不需要英国的产品，但英国需要中国茶，并依靠它获利。
其中最大的特点是茶叶价格完全由中国来决定，茶叶在充当等价物的时候，也是以茶叶基价为准的。利物浦东印度公司中国协会议长威廉·尼可尔的证言说，英国的棉纱到了中国，是现货交易，即中国用茶来换棉纱，而不是先卖出再换现金购茶。仁记洋行的吉布证言，他遇到的中国人，会用茶叶换棉织品。英国人能决定料子的价格，但决定不了茶叶的价格，一切都以茶叶价格为基础。
从茶叶可以制夷到茶叶可以富国，可以看到晚清贸易思路的转变。从控制到贸易，从制裁到合作，从要死要活到大家都好过，已经折射出清廷的乏力，但这都建立在茶叶可控的基础之上。
在英国人大张旗鼓地在印度进行茶树种植实验之时，茶叶就不境，无形的茶叶长城也便顷刻间轰然倒塌。
1880年中国茶叶出口达到高峰，约2亿斤，1.27亿斤向英国出口茶叶，占63%。此后，曾名满天下的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渐渐失去竞争力，出口一落千丈。对英国茶叶出口量由1880年1.27亿斤骤减至1899年0.06亿斤，20年骤减94%。数以百万计的茶农就此丧生，不计其数的茶号和茶栈纷纷破产。
英国用各种手段窃取中国茶业工艺以及工业化制茶时代的到来是中国茶叶被印度茶和锡兰茶取代的重要原因
18—19世纪茶叶曾经占据中英航线%，英国几千万两白银不断流入中国。英国人民苦心孤诣地在殖民地经营，他们所赚的财富和所采的银矿有很大一部分是靠茶叶，瓷器和丝绸进行交易，最后由中国获得。在这个庞大的贸易逆差面前，英国人民急得两眼放光。迅速减少逆差的办法莫过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茶叶生产国。但是英国多阴多雨、阳光充足、没有茶叶生长气候。英国植物学家建议，与中国毗邻的英属殖民地，有三个地方适合种植茶叶：印度的阿萨姆邦、锡金的大吉岭地区、热带岛屿锡兰（斯里兰卡）。
1834年5月英国茶叶委员会派秘书乔治·戈登从中国盗回8万粒种子，先后在阿萨姆，大吉岭和锡兰等地试种茶树获得成功。1848年6月派植物标本采集专家罗伯特·福琼历时两年多走访中国主要茶叶高产区，所到之处都是气候和土壤，及茶叶种植，采摘及加工技术等方面，均有详细记录。
1851年2月福琼将中国收集到的2万枚茶叶种子装进整整16个大玻璃柜里，带着八位福建武夷山制茶师傅，和大量制茶装备工具由上海乘帆船到印度加尔各答。1851年用中国盗用茶种在印度栽培茶园800英苗。
阿萨姆当地野生茶树人工培育成功于1859年开始代替中国茶树。托马斯·立顿在1890年创立了自己的茶叶品牌。
1899年阿萨姆地区茶园面积扩大至1350平方公里，锡兰茶园面积1550平方公里。在茶园日益扩大的今天，茶叶揉捻机，西洛钩式焙炒机，茶叶解块机，茶叶分拣机，快压卷机，茶叶打包机......各式各样的制茶机器应运而生。
19世纪末，印度已实现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各个环节的机械化，生产效率比中国高了一百多倍，一下子就拉开了生产成本的差距。此外，中国茶运到英国商船前，有1/3的费用用于由产茶区运港途中，“过路费”多达数十种。阿萨姆邦、锡兰的茶园建有铁路直达码头，节省了这些费用。
中国的茶去海关也要缴纳很高的关税；印度的茶去英国也要零关税。在印度茶和锡兰茶低成本冲击下，茶叶原产国中国出口直线下滑。
中国茶叶对英输出的重要口岸福州的海关报告说：“当前印度与锡兰茶不仅在价格与品质上击溃了福州低级茶，也击溃了部分高级茶，迅速导致福州茶越来越失去最佳销场英国与殖民地”。
1901年，阿萨姆和锡兰出产的茶叶达到3.59亿磅（3.26亿斤）。两地茶叶除满足英国2.59亿磅需求外，其余近1亿磅可供出口。就这样，英国经过70年的努力，终于取代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帝国。英国企业在世界茶叶贸易中几乎全面掌握大权，大量财富也开始不断流入这些企业。
1890年长驱直入的印度茶很快占领西藏和云南丽江及中甸市场，使川茶和滇茶受到严重冲击。外国茶叶竟然卖到中国重要产茶区去。在著名的茶马古道上，茶叶逆向流通现象时有发生，令中国人情何以堪！
1905年清廷遣江苏道将郑世璜带人远涉印度和锡兰调查茶业情况。此时印度茶和锡兰茶已全面超过中国茶。中国人必须从印度学会如何去种茶和做茶，对于被称为“茶叶的国度”的中国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郑世璜调查回来后提出要学习印度的经验，提倡大规模种植和购买多种茶叶加工机器以增强竞争力。但中国茶商却固步自封，认为无论印度茶或锡兰茶均属低档货，只可销蛮夷。有着数千年饮茶传统的中国人对于茶的质量要求高。中国茶农靠传统的手工工艺把优质的茶叶制作好专供国内市场即可。
英国企业大力引导消费市场、养成喝红茶的国际惯例、推广用印度和锡兰茶的英国红茶最为地道、从产业链的视角多方压制华茶。直到1892年才在伦敦杂货店购买华茶。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华茶由趋之若鹜堕落为“无人过问”。
日本在绿茶市场上的竞争之道就是拍中国人制茶不卫生、四处张扬。并宣称中国绿茶中缺乏维生素及蛋白质，诋毁中国茶叶添加着色剂。日本这些不实之张，渐渐让美国消费者一改嗜喝中国茶为喝英国红茶、日本绿茶。中国茶叶已渐渐丧失对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范和钧在《屯溪茶业调查》中说：“华茶外销衰落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其他各国的茶产起而兴之竞争，不宁说是由于中国的茶业不能与人争胜，而中国茶业之所以不能争胜，第一是因茶叶的品质过于低下......”
相对于印度和锡兰大型茶场而言，中国茶叶生产者中，大多是小农，他们把种茶作为副业，茶树零零碎碎，一家一户茶树不超过几十棵，最多上百棵，产量也不超过几十斤，最多上千斤。规模小、分散、效益差、费用高、流程各异、质量良莠不齐。
晚清中国茶叶出口起码要通过“茶农/行户/制茶号/口岸茶栈/洋行/外国商家”这样一个环节，茶业交易的整个环节都十分复杂，有许多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惯。每转手多了，也就是盘剥多了一层，中间商既明明拿了佣金，却暗中压了秤压了级，或者以次充好，掺杂使假了。
有的茶商把原来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二叶，减少为一芽三叶，，甚至把粗老茶叶或者树叶直接混入茶叶中。许多中国茶商经营，产业组织方式十分滞后，固步自封、信息闭塞，“成本不充难周转”、“借本谋利货难久延”。说到底问题出在茶农与茶商之间零散，狭窄与隔离，虽有先天资源优势但最终陷入无序竞争与内卷。
有报道问道“七万中国茶厂，为何不抵一家立顿 ？”全中国有上千万茶农、7万多家茶厂，年产值300亿人民币。立顿茶叶的年产值为230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茶业年产值的七成，而利润则远超七万中国茶厂之和。振兴中国茶叶之路，任重道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