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茶城马连道开的商铺仅寥寥几家，但在千里外的浙江茶园，错过这几天就是错过一年
新京报讯（记者 田杰雄）3月13日，以茶商聚集而闻名的北京马连道两侧开门营业的店家不足半数，看似窗明几净的店铺，只有走近时，才会发现有两把大锁把玻璃门紧紧拷住。街上茶市、大厦也无一营业。在春茶龙井开始上市的三月，还在营业的商户说“比起往年，这里冷清多了”。
春茶在市场上全年茶叶消费比重超过一半，而在几乎只采春茶的产地园区，春茶收益却是茶农们收入的全部。作为明前茶的代表品种，三月的浙江弥漫龙井的清香，尽管在疫情中的春天，茶农们面临过用工短缺，以及人工费用上涨的“突发情况”，但本月中旬起，龙井的开采期如约而至，靠着政府的帮助、多年的客源，以及合作多年、如约而至的采茶师傅们，茶园最终还是忙活了起来。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表示，纵然2020年国内茶叶经济会受到疫情带来的影响，但也无需过度悲观。就目前来看，国内茶叶产量不会大幅下降，茶叶价格的波动也并不明显。但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市场两端的“观望”。
有人说，广安门外大街边的马连道茶市，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市场。但今年直到三月中旬，维系整条街人气的，只是被茶叶商铺包围着的居民区和大型连锁超市。
每天上午9点到11点，马连道茶城大厦外，偶尔有推拉着大箱小箱货物的商户从大厦南门进出，“他们是回来拿货取东西的，每天只开放这两个钟头，但也仅仅是对商户，不对外人。”茶城工作人员提到，若有人来买茶，也一样要在大厦外等候，“您得有联系好的商户，进去现找可不行。”
大厦内的商户因为大厦的规定无法开门营业，而街道两边的茶铺和楼宇底商正在开门营业的商户也不到五成。紧闭的玻璃门上，有的贴着似乎是农历新年前就贴好的放假通知，上面写着2月15日开门营业；有的门虽开着，可里面暗着灯，茶店老板百无聊赖地坐在茶凳上玩手机。紧闭的大门上，有时会出现崭新的白纸告知——可接受线上订单，由产地顺丰发货。
老张是马连道上为数不多的北京茶商，小店就在马连道街面上。三月中旬，店里的大门开着，老张偶尔会站在店门口，碰到邻里街坊就简单聊上两句。问起今年生意行情，他会说，你看这条街，比往年冷清太多了。
店里的绿茶早在元旦前后就卖完了，老张说每年三月中旬是店里进春茶的时间段，“每年他都是自己去产地”，老街坊也在一旁搭腔，说老张浙江的朋友多，浙江很多的龙井产区，他是要亲自去的。
但今年不同，本应该是在外地忙活的日子，老张却没法出远门，和街坊在店门口晒太阳。花茶和普洱成为了店里的销售主力，至于能不能喝上明前龙井，老张说“难了”。
在北京，少了这一年春天的龙井，老张的店里还有其他品种的茶叶。可在浙江，错过了这个春天，茶农就等于错过了一年。
绍兴新昌是大佛龙井的主产区，这个分布于高山茶区的龙井品种，位于杭州南边，开采的时间相对早了些。2月15日，新昌茶农李立峰发布于短视频平台的一条视频浏览量有六十多万，这条11秒钟的短视频中，李立峰只说了一句话，“满片的茶山，找不到采茶人，怎么办？”
“其实严格来说，并不是找不到，而是采茶工的价格太高了，我承担不起。”在李立峰所在的外婆坑坪桥村，这是十几户茶农都在面临的问题。问起家里茶园的面积，李立峰说不上来，只说有几十亩，“我们这里是山区，各家各户的茶园都是穿插分布的，即使自己有山，也需要自己开垦，具体的面积我没有准确测量过。”
李立峰只记得，赶上最繁忙的春天，村里十几户茶农总共要请上七八十名采茶工。
李立峰说，今年在当地，因为受到疫情影响，收大佛龙井的中间商数量不多，没有了市场竞争，收茶的价格也比往年低了。“但今年每个采茶工的日薪涨到了200块，如果继续雇用，几乎是要赔钱的，所以干脆就没有再请。”
不再雇请采茶工，这就意味着十几亩地都需要李立峰自己采收。种植茶树多年的茶农有自己的智慧，李立峰的茶园里种植了四五种龙井，之所以尽可能增加品种，是为了错开“上市期”，将劳动周期拉长，“即使都在春天采收，但每个品种的开采时间不同，采茶时间就不扎堆了。也就不至于因为无暇顾及，而牺牲掉太多芽头。”
二月下旬起，李立峰天未亮就要从家出发，那些分布在山上的茶园，近则几分钟，远则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他白天借天光采茶，晚上开灯炒茶几乎通宵，每天的休息时间也就将将够4个小时。可一个人注定无法在这一季采遍茶园里的所有龙井，即使说不清楚茶园面积，但李立峰心里清楚地知道，等他去采的芽，比已经采下的要多。
“有多大能力就去干多大的事情，眼下只能尽力去多采一些。”这是最难的一个月，更糟糕的是，在李立峰看来，这样的艰难并不值得，做茶农所带来的收入只是勉强能够维持生活，但这是一份无法放弃的工作，“生在茶区，长在茶区，没办法。”李立峰轻微地叹了口气。
在距离新昌县不到200公里的杭州，同样生在茶区，长在茶区西湖龙井核心产区的茶农，与李立峰的心境或许曾经相似，但最终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梅家坞村是种植龙井核心村落之一，孙靖茹家的茶园面积只有五六亩，但在这里，即使茶园面积看似不大，却也不是“小户茶农”。除了自家的产量，加上从其他农户手里收来的，孙靖茹每年会销售掉一两千斤的西湖龙井，其中约三成来自开采前的预订订单，今年也不例外。
五六亩茶园，孙靖茹每年只需要10名左右的采茶工。对于孙靖茹来说，那些来自河南的工人，是与自己合作多年的“老伙计”，如约到场采茶是农历年前的约定，也是多年形成的“默契”。
做了三四十年生意的老茶农，几乎不会为寻找10名工人而发愁。不过，孙靖茹也能感知到今年的采茶季不同以往，“前期用工难的问题是存在的，比如说有的工人家孩子还没开学，她得在家照看；有的回到农村去了，当地不让出来，这些都是有的。”
孙靖茹说，最终确定的10名工人目前已经全部到达杭州。或者可以这么说，几个月来，工人们始终在杭州从事其他工作，于他们而言，3月份的采茶，更像是换了一份兼职。
相较于核心产区内3月15日的开采期，梅家坞村的开采时间还要晚上三天，而采茶工单日的薪酬也需要等村庄的均价出来。“我们所指的开采，一般是村庄里10户左右的茶农进入到采茶期后，这才称得上是正式开采。”孙靖茹预测，今年的人力费用大概会较往年持平，即使出现涨幅，也并不会太高。
持平的具体费用是多少？“200元左右一天，每天从七点半到傍晚五点，工作不到10小时。”孙靖茹提到，这个价格是茶农们付出的成本价格，因为多数茶农其实是需要为外地来的工人提供住所的，“一般是住在自己家里，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过由于自家请到的采茶工在杭州已经另有住处，因此自己的用人成本也会少一些。
3月10日，在杭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三十二次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仁也提到了疫情防控期间杭州区域范围内，龙井茶的生产情况。
在会上，王仁提到，杭州市茶园面积为56万亩，涉及春茶采摘的面积超过9成。预计今年杭州市春茶产量为1.3万吨，其中西湖龙井产量约有550吨。而根据专家研判，国家级品种龙井43的开采期在3月15日左右，群体种则将在3月底开采。
除了介绍生产形式外，为了保障春茶生产，王仁也表示，将通过包括挖掘本地采茶工、安排“直通车”上门接人、错峰用工、共享用工等多措施缓解用工短缺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防疫期间减少人员聚集、确保采茶工口罩、洗手液等防护用品足量配备的要求。
其实就在开发布会前两日，同样作为核心产区的龙井村也为进村采茶的外来劳动者提供了由18个集装箱搭建的临时住所。
“往年的采茶工其实对于这种短期工作中的住宿条件是不讲究的。但是今年为了减少聚众带来的风险，满足外来人口人均活动面积不少于4平方米的标准，多建设了临时宿舍。”龙井村村委会主任徐胜强告诉新京报记者，村里的茶园面积在1000亩左右，据统计今年将需要近1600名采茶工人，按照惯例，采茶期间，茶农会将自家的闲置房屋让出，供工人居住，但当下，考虑到一部分茶农无法满足政策对于住房标准的要求，因此村里提供了临时住所。
徐胜强提到，龙井村所在西湖景区至今并未发现过一例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与输入性病例，根据评估，属于低风险区。而作为景区内的西湖龙井核心产区，其实受到来自疫情的影响并不大。
孙靖茹也认为，疫情之所以对西湖产区影响较小，除了该区域风险等级较低外，还与龙井相关产业的成熟以及目前全国疫情得到控制有关。“相较于其他产区的龙井，西湖龙井首先品牌价值和知名度都更大，整个产业链条发展得很成熟了，这也意味着它抗风险的能力会更强。比如说采茶工，茶农们最终请来的几乎都是熟悉的老师傅，靠的是多年积攒的感情和关系。再加上现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一些地方的交通和对人员出入的限制都在逐步放宽。”
除了在全国一些大的城市有稳定的代理，在位于北京的马连道，孙靖茹也有自己的商铺。与这条街上的大多数商家一样，这家售卖西湖龙井的商铺至今未开门，“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派人过去。”但不出意外，茶还是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那些老客户的手上。“现在都是一些客户推荐或者回头客通过手机向我们下订单，茶叶也都是靠邮寄。”
在业内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传统茶商来说，城市中店铺的销售功能逐渐弱化，开在茶市里的铺面，更像是泡茶聊天会朋友的场所，而不是售茶卖茶唯一的指望。
在孙靖茹的茶叶公司，西湖龙井按照等级划分的售卖价在每斤300元-8000元不等，整个西湖产区的龙井均价也在4000元左右。而谈及今年的价格，孙靖茹表示还需等到3月18日茶农们大批量开采后才能确定。“但估计是会与往年持平的。今年采收工作有可能受到疫情影响，西湖龙井有可能会出现减量，量少了，价格通常就会走高；但另一方面，去年雨水少，出现了旱情，这也导致今年的龙井品质或许会有所下降，这也自然影响到了售卖价格。”两种因素导致价格一增一减，孙靖茹觉得西湖龙井价格出现波动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梅宇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包括龙井在内，今年的春茶不会再出现离谱的高价，上市的价格会更贴近茶叶本身的价值。
同时梅宇判断，今年国内的茶叶产量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茶叶是这样的，你越是早采，越是新鲜，且茶叶生长的速度也就越快，采收量也会随着不同批次芽头的成熟而增多。要是前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没有采收到位，那么茶树的生长也会变慢，后期茶农为了减少损失，也会增多采茶的频率”，因此总体而言，纵然出现产量下降的情况，但梅宇认为幅度非常有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老话，‘背着抱着一边沉’”。
梅宇提到，茶叶作为一种消费品，并非生活刚需，在突发疫情的情况下，茶叶经济确实面临到一些冲击，“这些很正常，也需要理性看待。茶叶市场确实受到了影响，但是并非是致命的。”
梅宇说，疫情除了对于茶叶市场造成前期用工方面的影响外，春茶产业链两端因为对市场预期相对悲观，都还处于观望状态，这部分影响也需得到重视。“许多生产者对于市场没有好的预期，怕付出人力成本，茶叶无人问津，反而造成亏损。而许多消费者也在犹豫，他们在寻找茶叶价格的低谷。”
但这样的“观望”意义不大。梅宇表示，扶持茶叶，最主要的体系还是在消费端，如果消费端能够被激活，那么也就带动了市场前端的积极性。
同时，梅宇强调，许多以茶为生的贫困县也需要得到关注。“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227个是涉及到茶产业的，其中更有三分之一的县是以茶叶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这些县受到的影响更应得到重视。
“站在生产者的角度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三方面是复产、物流和平台。”梅宇认为，在这个阶段，政府更应该多给茶农、加工户搭建有效的平台，“这不是说指着各地政府为茶农带来订单，而是希望政府能够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起到‘通路’的作用。”他提到在前期，因为疫情期间国内人员的流动性差，采茶工出现了缺口，但各地也都在通过包车、报销交通费用等措施解决，“所以采茶现在并不是问题。”
梅宇说，他有时候和熟人或者普通消费者聊天时，还会半开玩笑地去“劝茶”，“时节到了，好茶的人会忍不住尝鲜。”他通常会说，这个春天里，几乎所有人都没来得及真正出门感受春意，但趁着春茶下了，不如尝尝春茶去体会春天，“龙井上市了，就去尝尝浙江的味道；碧螺春开卖了，就去尝尝江苏的味道。”
“就像那句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梅宇说，观望久了，这春天也就过去了。